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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郑晓蔚:杨黎,写诗的异乡人

发布时间:2019-07-01 17:56:18 浏览次数:194



杨黎每天都写诗,诗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必需品 CFP供图

1962年生于成都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,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诗人之一。与周伦佑、蓝马、吉木狼格、何小竹、刘涛、小安等创办《非非》,是非非代表诗人之一;曾与韩东、何小竹等创办橡皮先锋文学网,是“废话”写作的理论阐述者和写作实验者。主要作品有:《小杨与马丽》《灿烂》《五个红苹果》等。

截至3月,诗人杨黎在南京生活整两年。2015年,在北京生活了14年的杨黎搬到了这里,因为爱情。对于南北生活方式的差异,他并未感到不适。在他看来,只要有朋友在,哪里都差不多,“哪里都能呆得下去”。

每到一地,成都人杨黎并不刻意结识新朋友,“南京认识的,也都是以前的老朋友。”采访中,南京作家曹寇发来短信,约他下午去茶馆打牌。

如今,杨黎每天写诗,而南京生活也是令他感到满意的写作状态。“不求好,但求工整,写得像首诗就行了。我把诗写好后发在朋友圈。”那么,评价和点赞的人多吗?“我的朋友圈几乎处于失语状态,很少有人评价。至于点赞,那是人情,不是评价。”他笑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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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黎是成都人。他把1980年定义为个人的“写作元年”。当现代快报记者问及“何时感觉到自身拥有写作能力”时,杨黎认为“能力是与生俱来的”,“从小就有这样的自信,当然也有外人的肯定。作为一个专业的诗人,我认知到自己的写作具有新鲜感是1983年。现在就是沿着这条路越走越远,如此而已。”

1984年,他和老乡、诗人万夏决定办刊物,名字叫《现代主义同盟》,后改名叫《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》——云集了全国各地的青年诗人。在这期间,全国已经出现了很多诗歌刊物,他如今的好友韩东在南京创办了《他们》。

有一种说法是,《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》把同时代的三种诗歌态度和创作方向都编辑在一起:一是“朦胧诗”,收录了七八个朦胧诗人的作品;二是以江河、杨炼、石光华、宋炜、海子为代表的史诗派。 除此之外,以杨黎、万夏、韩东、于坚等为代表的“第三代诗人”,被认为“开创了第三代诗歌运动”。杨黎并不认可这一说法,“第三代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流派,诗歌也不存在什么第几代一说,只不过是大家被强行拉在一起,来一个整体亮相罢了。”

杨黎的一个显著标签是“废话诗人”,他被誉为“‘废话’写作的理论阐述者和写作实验者”,追随者众。有评论认为“反语感”,乃至“超语义”,成为这些诗人新的追求。用废话写诗,当然是一种极端的、极限的挑战。他们的影响在于:对汉语诗性潜质的勘探,对“榨干了意义”之后的语言效果的充分实验。

杨黎曾表达过“只有废话是值得相信的”观点。他解释说:“一个人把胸口拍烂了,这个钱你借给我,我明天肯定还你,你信吗?我就说只有废话才是可信的,因为他没有承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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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,杨黎依然每天写诗,在南京的这段生活也是令他满意的写作状态。“我现在处于很满意的状态,因为我不寻求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,我寻求的是平稳。我每天都写诗,不求好,但求工整,写得像首诗就行了。至于凭什么写,因人而异,有人凭感觉,有人凭想象,有人凭学识,有人凭‘被伤害’,我凭意识——意识到我要写诗,但这些都不重要。我把诗写好后发在朋友圈。”

3月9日,他在朋友圈写道:凌晨四点我醒来/看见台灯亮着/就突然觉得很疲倦/伸手关了它/然后继续睡/睡梦中,看见那谁/一个讨厌的人/因为她长得烦。

偶尔,杨黎也会受邀参加读诗活动。情人节之夜,他便在南京建邺版爱情诗词大会上吟诵了个人诗作《什么是爱情?什么又是雨点》:一个很远的人来到我的身边/他说:我爱你/一个很近的人也对我说/他爱我/说完后他依然站在我的身边/我去很远的地方找很远的人/没有找到,而我回来后/看见那个很近的人。

杨黎读诗全程使用四川方言。他笑称“我永远用成都话读,据说比我说普通话更容易让人听得懂”。

2015年,杨黎曾面对过一个更大的阵仗——应某媒体之邀在天桥、地铁和菜市场的“春天里”读诗。他对摄制组毫无惧色地说:“今天任由你们摆布。”杨黎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当众读诗时的露怯。“当时有个朋友策划了一个活动,在北京地铁站一号线安排几个诗人上去朗诵诗歌。地铁人很多,我第一个上去朗诵。上车时发现人太多了,连摄像师都不好意思开机。人置身于群体之中,就会不好意思。我一想,反正没人认识我,就索性开始读了。”

后来,遇到类似活动,杨黎便不再怯场,“诗歌最终是要读给别人听的。其实我知道,内心还是渴望拥有(读诗)这样一个行为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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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黎喜欢跟朋友打成一片。“我是一个绝对的社会性动物,最怕具体的孤独,没人玩。”因为诗歌,杨黎结识了很多诗人朋友。最要好的几位好到什么程度呢?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:“都是世交,可以托孤的。”

2001年,39岁的杨黎北漂京城,某天醒来看见窗外阳光灿烂,赶紧约朋友出来喝茶,结果对方告诉他,“北京天天都是这种大太阳,难道你天天出来喝茶”?故乡成都可不是这样的。那里有慵懒的“茶房”,可北京只有时常会堵路上的“饭局”。

尽管如此,杨黎还是很乐意奔波在这个宽阔的城市,为见好友不辞辛苦。有媒体曾这样描述杨黎在京的吃喝生活:“西长安街梅地亚一带,可以跟周亚平吃饭;西直门的菜根谭,那是高星的窝点;王府井那边有老曹,北四环的亚运村是作家张小波的地盘,左家庄的西江美食城——这是杨黎自己的窝子。”

对他而言,“ 北漂”会产生“现实的孤独感”,因此“有一种抱团的需求”。他珍视友谊和亲情,会写诗送给亲人和朋友。在《2006年8月25日送杨轻回成都》中,他写道:杨轻啊,你到西安了吗/我想。他写过一首叫《幸福》的诗,炫耀着与老友相聚的欢欣:光熙门北里/从上个月开始/一直很热闹/吉木狼格刚走/何小竹又来了/何小竹还没离开/果酱和咄/也赶到/这样的一个月/真是让人幸福啊/幸福得不得了。

来到南京后,他同样无比珍视与当地朋友的感情。“我对去哪儿都无所谓。南京跟成都有相似的地方,北京和这两个城市完全没有。但我依然可以在每一处都生活得很舒适,因为我的生态环境就是朋友。因为有了朋友,哪儿都能呆着。”

采访快结束,作家曹寇发来短信,约他去茶馆打牌。他随即招呼同来的朋友:“我们这就过去吧。”

对话

互联网

让诗歌第一个躺枪

读品:每天阅读花的时间多吗?

杨黎:最近阅读时间很多,有段时期则很少——就是转型期的时候。当时不太喜欢看纸质文本了,而网上能读的东西又少。现在好多了,电子书很多了。比如最近流行的《未来简史》,我买了纸质版放在家里都没翻过,直接看的电子版。

读品:电子书阅读是否会比纸质书阅读的体验稍微差一点?

杨黎:不会。我们以前读书是很艰巨的,特别是做学问是很艰巨的。因为旁征博引很困难,要做很多笔记,要制作书签,因此做学问的进度很慢。而互联网给我带来了便捷,检索一下关键词就能出来结果。

读品:您怎么看待互联网给写作带来的变化?

杨黎:互联网来到之前,酒桌上我总是夸夸其谈。现在有人问我,你话怎么少了?我说我不敢说了,说完人家直接互联网搜索,查你说对没有,是不是在吹牛。互联网让你首先简单化了,其次是逼真了。

读品:有位历史学者认为,互联网会使历史学界涌现出更多的大师。那么,您觉得互联网会对诗歌界带来哪些影响?

杨黎:互联网带给诗歌的一个好处是自由发表。写作是需要发表的,不管它的终端有多少人看,但他个人的发表是第一位的。以前的发表是很难的,我们发表诗歌都要经过重重关卡。首先要有名气,要写得好,还要得到编辑认同,发表出来后才觉得是一个完成式。至于终端有几个人看,这不重要。就相当于一本杂志或一本书印出来后,有多少人看,你也不知道,重要的是这个形式完成了。

互联网让诗歌第一个躺枪了,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它写出来容易嘛,借助互联网形态,一下子就发出来了。

 

来源:现代快报 | 郑晓蔚  2017年03月21日08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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