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久前，柳传志一篇《读任正非的“我的父亲母亲”有感》触动了许戈辉，她带着这份感动采访了柳传志，谈论的话题就是父亲和母亲。小编当时也在场，听到那些真情实感，心中充满感动。今天，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凤凰卫视的这期独家呈现。
对话实录
从《归来》上看到父母的影子
许戈辉（下称许）：为什么您看电影《归来》会那么有感，您觉得从他们身上可以看父母的影子也是这样吗？
柳传志（下称柳）：尤其到火车站，一看见火车就特别那什么。到1970年以后，就等于我住在我们家的房子里面，我大妹妹在，父母有的时候从干校回来，我们去接他，然后再去干校，或者又有新的发配方式等等，我们去接他的时候，就是听到火车的那个声音，心里非常的激动，因为真的见了一回，下回会什么样不太清楚。
父亲教会我不断追求
许：回想起来，您觉得在您自己的性格里面，哪些是父亲给您的，哪些是母亲给您的？
柳：父亲给我的可能更多的是不断的追求，就是想做事儿！后来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的一个同事写了一篇文章，说他是给块云彩就要下雨的人。
1970年底我有一次出差到河南，去看过他们一次，去的时候正赶上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写得全是“柳谷书不投降，就叫他灭亡”什么的，但是还挺好，把我父亲从“牛棚”里放出来，还能够允许亲人在一起谈话什么的，后来知道我父亲皮肉没受什么苦，就是批判而已，批判我父亲“老油条”了，也不在乎。
许：但这我就想多问两句，您说批判你父亲，只要不受皮肉之苦，他没有那么在乎，但这里面他的精神支柱到底是什么？有的人面对批判他就是精神崩溃了，他就有可能自杀啊或怎么样的，您父亲到底是为什么能够度过来？
柳：其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我是在1966年底，其实就和有些同学一样，就算是对文化大革命看透了，因为我看到林彪，当时写大字报林彪怎么骂其他老帅的时候，江青说的话等于对以前自己的同事所做的事情全面否定，这时候你会想什么？当这个脑子里容易有想法的人就会有想法，这时候有同学在一起，不点穿就还好，就憋在心里不知道对不对，一点穿，得，一下子就都看透了。以后看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的，应该说聪明的人吧，我跟他没有敢直接地两个人把话谈透过，但是我感觉他可能心里头对这个事儿……
许：已经看透了，已经看开了。
柳：所以说，只要是不，你比如说逼着他去伤害其他人，他肯定是坚决不会干。
许：对，他一定有承受过这样的压力吧，互相的揭发、检举？
柳：他肯定是绝不会做。
父亲教我正直、求实、诚信，母亲教我善良
柳：妈妈那儿呢，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善良，我妈妈和我爸爸都非常善良，就是对那个比自己弱的，对那个应该能够帮助的人，特别施以援手。
许：那您说母亲就是她生性善良，但是她是一个大小姐，在艰苦的岁月里，她怎么能够适应呢？您说曾经在饥饿的年代，妈妈把饭分成一份一份，自己分最小的一份，你看过她抱怨吗？看过她就是觉得好像这个日子有点儿挨不过去，有这样的情形吗？
柳：没有没有。在很艰苦、艰难的岁月里头，从没有听见过一句抱怨。
许：那您从您父母身上，看到的都是什么呀？
柳：他们真的是相濡以沫。
柳：后来我到香港去了以后，为了给公司员工买宿舍，因为我们到那儿去了，要调一些工程师过来，当时因为钱少，所以呢，买一间房子就是也学着香港人那样儿，到处看，这儿便宜，那儿便宜，差多少钱。后来我父亲跟我说，你买的是员工宿舍，你更多的要重视的是，让他们住在一起，离你们更近，更便于工作，所以差的那点儿钱是不重要的，你要把大小账算清楚。
我父亲呢，他其实很精明。我们这个公司有我父亲的他们那上面的公司的投资股份，那个不是跟我谈的，是跟我们所长谈的，所以公司这个会计，是（父亲）他们那儿派来的人，但是他看见我跟香港人之间，没有什么拉拉扯扯的。因为一般的这种猫腻呀，全都是比如说，我拿国内的公司的，就是跟他这个利益的交换呢，你必须得跟香港人底下有这种来往。比如到什么场所去，或者怎么怎么样，那是能感觉得出来的。我跟他们拉下脸就说话，从来没有一点那个什么，所以他知道我经济上肯定是清清白白的，这个让他们比较放心。
为什么在创业早期想到争取利益？
许：那您给我讲的这个例子，倒让我有这么一个问号，就是到底什么是小钱，什么是大钱，什么是该去争取的利益，什么是根本就不能去沾去碰的。因为在您最早做联想的时候，我知道您一直为了这个改制，和中科院也在进行谈判，当时您也是坚持说，如果不能让员工、创始人占股的话，那您就不干了。就在那个年代，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那再一个我们受的教育那都是集体主义，要大公无私的，怎么会在那么早的阶段，您就想到了要去争取这个利益呢？
柳：是，你像我出来办公司，很快明白，大概就是为了想，特别兴奋就想知道我到底能干成什么事，所以我要的都是管理权。但这个工作在1990年，90年代初以前吧，其实是难度非常大，还要冒所谓“政策风险”。今天看来，所谓“政策风险”，就是画红线的地，是根本不该有红线的，有红线中国根本就发展不了。但它当时画了红线，那就很难处理是吧？像这种事，还有贷款，当时科学院是事业单位，说我给科学院贷款，银行不认的。所以，都是我用各种方法，先是比如关系，比如我弟弟在银行，我父亲在香港的这个银行的关系等等，人家先贷给我很少的款，以后就是信誉贷款，就是我越做越好，从来诚信。
但是，你真的要是做坏了呢？那你怎么去交代啊。这个压力都非常大。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年轻同事后来来了以后，有几句新思想刺激了我。他们说比如你能不能，咱们另外办个公司，办好了以后你过去，这种事我肯定不会干。
许：你要做，就做得明正言顺。
柳：因为这样的事你要做了的话，你就真的对不起周光召院长，号召你出来办公司的人。但是呢，确确实实那么大的风险，科学院确实没法给你更具体的帮助。你做完了以后，那个就全部都是公家的。和我一起并肩共同努力的香港人，他们就能分红，从利润中都有很大的一份，这一份可不是小份，不是工资。这一比较是看得很清楚。而真的最有出事的风险，确实全是我在那担着。真好比我是船长，他是一个离救生艇最近的二副，一有事他们就真的算得还挺清楚。人家也挺对，那么你捍卫的是什么？我捍卫的是国家利益，为科学院如何如何。那这里头，我为什么不该有我们一份呢？所以觉得这话可以跟领导谈。
周院长真的是因为他也到美国去过，他这个思想真的是非常的开放。他对我们说，这种高科技的创业公司，从国际惯例来讲，创业者科技人员，都是应该有自己的股份的。这个我们努力去争取。后来了解了，他办不到。办不到的话，他就说“我先给你奖金吧，给你分红权嘛”，每年的利润分给我等等，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。如果真的换一个人当院长，不给的可能性真的是有的。那么，我可能回来就会思考，思考完了以后就会决定，我相信这个决定一点不会犹豫。就是那为什么你跟我这完全不讲道理对吧。
许：对。等于利益也没共享，风险也没共担。
柳：而且我离开这，我又不犯法，对吧。
许：但是这些事我们都是回过头来看的。在当年的时候，你不觉得有一些压力和一些难度吗？
柳：我自打1966年以后，就是1966年我记得大概是10月份，就把文化大革命的事情，有了自己的看法以后，整个人那个时候有了重大变化。当你看透了整个事情以后，我就心里明白，你比如说我当时真的是，出于对周院长对领导人本身对他们的本身的一种感激和回报。我未必是真的是说对整个的什么什么，我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。
要做事就要惹事
六七十岁的年纪，父亲柳谷书，在香港打拼，母亲蒋秀珍则时刻陪伴身旁。在柳传志的记忆里，母亲总是让父亲和他“悠着点儿”，要他们处理好人际关系，生怕有哪一点不周到，影响最后的成功。（小编注）
柳：她其实以前很不放心我父亲和我，因为我们俩都是惹事的人。因为你要做事，就要惹事。我父亲确实这一生下来惹的事也是不少。
许：是，我听说您小时候，其实母亲特别希望您能够敢于在人前说话。但等您大了，她倒希望您少说一点是吧？
柳：不是，长大以后呢，她就是希望我，比如她说，你当个中学老师，当个教书的老师。
许：就是别做风口浪尖的事。
柳：她不愿意我做这个……她也是可能对我父亲这一生的起起伏伏看得太那个什么了。就是我说的这种，不要做改革的牺牲品什么的。后来呢，对我的人品，其实他们还是有所了解的。我听母亲跟我说，在香港的时候，我父亲跟她说，说我不会犯那个经济上的错误。我觉得他(父亲)呢，事虽然看得透，但是没像我这样，还对个人利益看得更重些。他还真的觉得为国家能多做些这方面的事，反正他就去了。
许：那您有没有特别的开导他的话，您的话对他来讲管用吗？
柳：管一定的用，像这种事那我绝不开导。
许：为什么不呢？
柳：这两个看法，就是他，那些东西都深入他的骨子里边了。你比如说吧，给我一些政治上的荣誉，我拿了以后我当时心里最高兴的就是，我回去主要就是告诉他。我是以这个为（骄傲），真的没有他那个高兴的话，我没有什么特别……
许：您就不那么在意。
柳：没，我没有特别大的（在意）。
许：您这个特别典型。就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，有可能会觉得我拿回去一个三好生的奖状，是为了赢得爸爸妈妈的笑脸。直到您很大了，当选一个比如说劳模啊五一劳动奖章啊，仍然是为了博得父母的一笑。
柳：是，对，主要是为了这个。
父亲病重时曾给母亲深深一吻
许：那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您也曾写过一篇文章，说您读任正非任总写他父母那个怀念文章的感受。恐怕像任总，我觉得他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在父母晚年，没能享到他这个做儿子的福，没有能够尽到咱们中国人最在意的这个孝道。
柳：而且我了解反正可能，他的父母还为他挺担心，他母亲。
许：所以，您觉得在父母走的时候，他们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，有什么遗憾吗？
柳：我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我母亲这跟我父亲那一幕，还真是非常动人的。这个我得稍微静静才能说得出来这话。我父亲到那个，不是最后，就是我们当天去看他离开他那时候，他还吻了我母亲。
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都做得挺不好。我母亲病得不那么厉害，很清楚的时候，再三说，不要让她太受痛苦，就是希望她走的时候更有尊严一点。就是千万不要（折腾她）。
但是呢，当时医院再三说割了喉以后还能救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同意割喉了。割喉了以后其实是很难，就每次又到病危的时候，又加一些药物什么的。其实那等于是在受刑，当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了，思路脑子……将近一年的时间。我每每想起这个都觉得，心里挺对不起她。